“隐形贫困人口”这一新词这两天刷屏朋友圈，意思是，看起来很富，但其实很穷——可能会吃精致的法餐、用限量版的口红、请高价的私教，甚至信用卡巨额透支……一句话，是“新贵”与“赤贫”的吊诡结合体。

　　过去十多年，城市化和市场化交叉演进，制造了很多溢出原有社会分析框架的新群体，也产生了一些带有文化景观性质的新群体特征，与青年人群形成重叠。观察者一直在试图把这些特征概念化，最早是“蚁族”“工蜂”，然后是“空巢青年”“新留守青年”“佛系青年”等。“隐形贫困人口”算是一个最新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曾阐释过的“消费社会”概念，为很多读书人所耳熟能详，指的是在物的丰盛基础上，当代社会已经由生产社会转为消费社会，前者意味着积累性的社会模式，后者则以消费为中心环节。消费，不再仅仅是一种功能需求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凸显阶层的符号、社群认同的纽带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归宿。

　　消费社会的定义或有争议，但消费主义文化确实如狂飙来袭。可以看看今天的现实：一个人的成长，是靠消费水平的爬升展现的；一个人的成功，是靠消费能力倒推出来的；自我的实现，要看完成了多少符号性消费。在微信等社交工具上，每个人的名字都变成了一个二维码，而二维码正是一种消费编码。

　　与消费主义伴生，传统的“无产”概念也发生了变形。已经很难想象城镇青年当中有“赤贫”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是消费文化下的无产者。一些网友在“隐形贫困人口”的话题下回复说：“看看自己常晒的朋友圈，再摸摸自己空空的口袋，是自己没错了。”这句话，很清楚地表达出了“无产”的新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消费文化和弥散性焦虑会同时成为青年群体中的热门话题域。

　　鲍氏提出消费社会概念，意在对此持批判性眼光。这对中国社会，有很多启示意义。一篇发表于去年的论文曾以翔实调查比较过中美两国青年消费状况，结论说，与美国青年的相对理性对比，中国青年存在攀比及从众消费、盲目消费、理财意识萌发但理财技能欠缺等问题。可以说，上述都是消费文化初起时的消费特征，给戏称自己是“隐形贫困人口”的人们提了个醒。

　　但要特别一说的是，个体消费内嵌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是自由权利的一部分，是个体活法的一部分，它的多样化本身是一个社会自由度的表征。论者的种种分析，不过是为个体提供更多的观察面向、自我评价系统，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消费方式定于一尊。社会政策上能为“隐形贫困人口”做的，是在合理范围内保证社保力度，保证医疗保险和强化失业救济，不至于让年轻人因为一场困境，就从“隐形贫困”变成“显形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