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快递外卖的秩序整治力度，严查严管配送员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多次严重违法的，纳入失信记录，督促企业落实清退和禁入措施。加强源头管理，对企业新增配送电动自行车，要督促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3月26日，公安部交管局会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召开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视频会，对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的交通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骑电动车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已成交通事故高发人群。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作过统计：2017年上半年，涉及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2.5天约1名配送员伤亡，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被认为是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和我们的观感大体相似。平时在街头上，总能看到几个加塞、闯红灯、超速行驶的，部分在驾驶过程中还存在看手机、接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令人不胜其扰。但另一方面，没有人主观上就是想违章的，或者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骑手拿生命送外卖，是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超时等外卖，平台也普遍使用按单计酬的考核机制，甚至还有“配送不许超时，否则罚款”“不许出现差评，否则罚款”等规定。在某种角度上，我们现在享受的某些便利，是以代价换来的。

　　严查严管配送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需要，是实现道路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途径，但如何让配送员“慢”下来，却是一个综合课题，仅靠交通治理是不够的。道理很简单，外卖是个高度竞争行业，门槛比较低，流动性很大，从业者基本上是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职业认同感，交通失信后“全行业禁入”，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合理的动力驱使。而对平台来说，正处于“供过于求”的人力资源市场，似乎也没“慢”下来的动力，这指向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占全国流动性人口约70%，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他们很大一部分都在城市中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也不愿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送外卖、送快递就成了他们主要的去向。

　　许多人说，平台“唯快是图”的激励机制，将平台本应承担的责任转嫁成为社会风险，有失信失责之嫌，为了盈利只顾惠及客户而忽视配送员的权益，有失德失誉之忧。我认为，这种看法大体上是妥帖的，但只靠道德谴责未必是好的解决办法，甚至许多看似针对平台的对策和建议，最后都有可能转嫁到员工身上去，最典型的就是改变考核制度，给员工买强制工伤保险，结果必然是配送员每单的奖励减少，综合收入缩水。这种风险转嫁的情况，根本上是商家、消费者、配送员这三者的供需逻辑决定的，商家和顾客是有限的，很难去得罪，而配送员是廉价劳动力，体量巨大。需要看到，现在很多互联网平台持续繁荣，巨大的劳动人口红利都是基础，但这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今天，随着乡村经济发展，权利意识增强，劳动力在逐渐完成转型升级，近5年来，外出农民工增速继续回落，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这种趋势意味着，将来企业想招到“便宜好用”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它们必须学着去尊重劳动力，加强人们的职业认同感。

　　在我看来，配送员“慢”不下来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群体的生存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但就现实而言，生存状况并不足以构成交通违法的理由，该处理的还是要坚决处理，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可以做的是多一份理解，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外卖小哥的不容易，关爱配送员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王庆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