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并完善熟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司法环境,能够促使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

　　记者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获悉,上半年,北京法院执结标的480余亿元,拘留331人次,限制出境2069人次,限制高消费17854人次,经过协调,目前已顺利实现北京房产在全国范围内的网络查询,通过支付宝查询被执行人联系方式和住址的功能也已正式开通。此外,失信被执行人在本市购置机动车也即将受到限制(7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近年来,由于部分人丧失诚信意识,加上人口流动性加大,故意赖账不还甚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现象非常突出。这既导致债权人或受害者的权益迟迟得不到有效维护,又导致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受损。该现象如不能尽快改变,显然无助于人们树立对规则和法律的信仰。而通过支付宝找“老赖”的做法,或对“老赖”可形成全面围剿之势,最大限度压缩其赖账空间。

　　所谓的通过支付宝找“老赖”,主要是指法院通过支付宝账户查询被执行人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应该说,该功能的开通对提高失信成本具有重要意义。要知道,之前由于交通欠发达,人口流动性差,人们逃避责任的空间十分狭小,执法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居住地查获“老赖”。而如今,交通和通信更发达,人们的流动成本更低,“老赖”规避责任的途径更多。在一个地方赖账不还后,完全可以逃避到其他地方工作生活。这样以来,不仅其面对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更小,且被查获的概率更低。

　　也就是说,如果依旧依赖于传统的执行措施和执行模式,而不创新思路向“互联网+”背景下的大数据技术求解,就等同于牛栏关猫,拿精于算计、善于投机的“老赖”没有办法。这显然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并不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众所周知,法律的权威和作用通过裁判得以实现,任何一份生效裁判都是对法律进行严格适用的结果,对生效裁判的执行就是对法律的遵守和执行。无视生效裁判就是对法律的蔑视,恶意赖账就是典型的不诚信。“老赖”通过变换职业、更换居住地就能逃避责任,显然是对法律的莫大讽刺。

　　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就得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要求掌握“老赖”行踪的组织机构向法院提供相关信息。一般来说,“老赖”为逃避责任,可能会更换手机号码和联系地址,但其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离不开网购。他们向司法或执法机关隐瞒联系信息,却会如实告知电商平台,否则就会面临无法收到货物的风险。加之手机实名制、网络实名制、银行账户实名制的普及,相信利用大数据技术,很容易锁定“老赖”的具体行踪,进而查获这些“躲猫猫”的赖账者。

　　长远来看,仅仅通过支付宝找“老赖”是远远不够的。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使用互联网又会留下痕迹。因此不仅应利用好支付宝这一平台,还可以考虑授权司法机关在必要时介入所有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库,以此提高司法效率和办案质量。

　　互联网世界里,除网购平台外还有外卖平台,物流平台等,要是能够综合利用这些信息,无疑有助于精准查找“老赖”,织密惩戒失信的天罗地网,进而让挑战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老赖”寸步难行、不敢赖账。建立并完善能够熟练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司法环境,能够促使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