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是个崩子脑壳。”

　　我母亲看到我的儿子顽皮时,喜欢说这一句话。儿子问我:“爸爸,什么叫崩子脑壳?”我竟然无法从普通话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替代。这是在方言式微、普通话一统天下的当下,祖孙辈交流时一种常见的尴尬。

　　“崩子脑壳”是湘中方言,大概是说一个男性爱出头,容易被忽悠,有点缺心眼。用来说小孩多是表达亲昵,说成年男子则是贬义了。但这种解释我以为仍然不是很准确。方言的精妙之处在于,只有在那个语言场域中长大的人才能体察。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城市里长大。尽管每个城市所在的区域曾经都有过方言,但城市化社会到来,使得人们彼此交流必将舍弃方言而采用汉语的通用语言——即“普通话”。孩子会讲所在城市或父母家乡方言的越来越少,大多数孩子属于“没有方言”的一代。可以预料,随着这一代人长大成为社会的主流,许多方言将消失或成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使用的语言“活化石”。

　　对这样的情形,我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感到惋惜和伤感,但理性告诉我,情感只能是情感,许多甚至说大部分方言正在消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我的湖南同乡、著名主持人汪涵发起的“響應”(乡音)方言保护计划,在语言学和文化学的意义上善莫大焉,但从语言用来人际交流的功能来说,汪涵无法也没必要去“保护”方言,因为他挡不住越来越多人用普通话交流而不会说方言的趋势。如此,“保护”方言无从说起。就像满语——曾是清朝的法定语言,现在也还保留有浩如烟海的满文史料,但日常生活中会用满语的已不到100人。

　　尽管由于山川相隔、交通不便等原因,“十里不同音”一直延续到四五十年前中国农耕社会的末期。但借助统一的文字,使地域辽阔的中国人“书同文”,可以用一种文字进行交流。梁启超可以给张之洞写信,孙中山可以上书李鸿章。中国历代从来没有能力形成“语同音”,但“书同文”与“语不同音”一直相安无事地并存。

　　统一的文字加上少数离乡外出做官或做买卖的人所用的“官话”,足够维持一个农业帝国内部必要的交流。举个例子,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寒暄两句,康有为用一口广东话大讲变法,光绪帝听不懂没关系,只要吩咐一句:爱卿呀,你上个折子吧。这便解决了皇帝听不懂粤语的难题。

　　“语”和“文”的长期分开,也使方言成为一个人和一个地区居民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出门在外,亲不亲故乡人,“故乡人”凭什么来衡量呢,主要是说话口音相同或相近。因此,方言也成为一个人或一群人保持文化独立性乃至文化尊严最好的武器。在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官方语言不同的两国元首正式会见,即便一个元首对另一国元首所用的语言,如自己母语那样娴熟,但必须用翻译你来我往译一遍,原因无他,事关国格。

　　随着中国城市化时代的到来,人员流动加快,“语同音”已是时代的必然,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也让“语同音”可以成为现实。

　　从市场化角度看,商品、资本、劳动力三大要素的流动是否高效,基础是不同地区的人可以进行通畅的信息交流,那么大家都说普通话不是一个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必须这样做。国家法律之规定,广播和电视的普及,用普通话教学之推行,只是为了迎合这样的大趋势。

　　在市场化大潮之下,标准化是一种趋势,个性化的东西将越来越少,不独是语言。就以养育婴孩为例,在前现代社会里,各地差别甚大,有各种不同的风俗。可到了今天,黑龙江的妈妈和四川的妈妈给孩子买的玩具,几乎是一样的标准,选择奶粉的品牌也可能趋近。在这样的标准化时代,孩子们从小用普通话交流,而不会或不愿意说方言,是很自然的事情。

　　方言逐渐消失,就是标准化消灭个性化的大背景下一种必然。当然,普通话也有它的劣势。严格地说,普通话是一种人为规范的书面语言,表达的生动性自然不如方言。现代一些知名作家,如以北京话为底子写作的老舍和以西南官话为底子写作的沈从文,如果抽掉他们语言中那些地域色彩,置换成中规中矩的书面语言,他们的作品魅力将大打折扣。

　　不过,我认为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可奈何花落去”,许多方言逐渐消失,是时代使然；“似曾相识燕归来”,方言中一些精妙的词,也必然汇入普通话,使人际交往的词汇更加丰富。

　　方言是保护不住的,消失就消失吧,历史上消失了多少语言呀。当然,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而言,采取现代科技留住祖辈的声音,让后人了解到曾经中国各地的人怎么说话,亦很有必要。汪涵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