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淇县800多米高的太行山上，有一个偏僻的油城村。在村子的东北角，有一所小学，眼下，这里只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据老师徐泽峰说，9月新学期时，打算让唯一的学生徐佳淇到外面上课，“毕竟外面条件好一些”。至于代课代了30多年的徐泽峰，“能到别的学校教书就去，实在去不了，再说吧。”（《北京青年报》5月16日）

　　一个10岁的孩子，长年累月一个人学、一个人玩，在家面对老爷爷，在校面对老教师，这样的生活不免贫乏、枯燥、无趣。不要说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就连与同龄人交流互动这一基本的“社会化”过程也没有。这显然不是孩子想要的，也不是这个社会应该给予的。

　　老师也有诸多的无奈。尤其是，代课教师徐泽峰还将面对无路可走的前程。以前，他的生计可能会因为孩子们的需要而暂时无虞，一旦没了学生，恐怕只有被清退一条路。

　　油城村面临的窘境，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曾发生或者仍在发生。多年以前，我曾前往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拍摄地河北赤城县水泉村小学探访，教师李向平和6个学生在塞外的村落中孤独地相守。尽管当时还不知道路的尽头在哪里，但守望而无望则是一种必然。水泉村小学之所以能够暂时保留，不过是因为电影的影响。

　　而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山区小学落寞与空巢化，几乎是注定的。这是因为，近年来，在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务工，让子女就近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不可逆的时代潮流。乡村的凋敝是一个正常的变迁过程，而生源的流失也无可挽回。特别是对于那些偏远深山中的村落而言，这一消长过程可能会更为激烈。

　　当此城乡社会剧烈变动之际，教师的坚守固然值得尊敬，也会促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教育的基本价值，但无法逆转大势，更不可能把流失的孩子都找回来。毕竟，教育是附着于社群的，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更易，会让更多的人集中到城市，或者郊区，学校应该去找学生，教育资源应该随着人群的方向同步位移，而非逆向流动。

　　刻意美化这种坚守的做法，自然也不可取。生活远比诗更坚硬、更有质感，与其一味唱挽歌，不如从制度层面寻求破解。

　　一方面，教育依然要追求对所有人群的全覆盖，绝对不应出现乡村的学校没了，城里的学校却进不去的情形。上亿农民进城，孩子的教育是一个迫在眉睫不得有任何耽搁的问题，一旦错过了，就会终身错过。“孩子在哪里，学校就在哪里”，理应成为一条铁律。

　　另一方面，对于存在多年的山村学校，也应该料理相关的善后事宜。比如，不能因为人为的撤校、并校使学生无学可上；又如，对于那些一辈子献身山村教育的代课老师，不要动辄就是“一刀切”式的清退，而应该体现出最大的政策善意，让他们有一个相对安稳的晚年。这既是一种制度补偿，也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教育从来都是人类自我完善的最佳路径，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教育，不仅意味着现实器物层面的功利诉求，也意味着人对自身品行良知的信心。无论如何，不应该再让“一师一生”式孤独守望继续下去了。（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