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相关典型案例。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值得称许的地方不少。

　　之前，为应对处于高发态势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又将上述“两罪”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且将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主体。

　　最新出台的两高《解释》，将抽象化的法条进一步具体化，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范围、“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认定标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认定标准等十个方面，涵盖了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办理的各个方面。《解释》对于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指导性进一步增强。

　　尤其是该《解释》中，确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更加方便办案机关“对号入座”。之前，广东公安部门的“收网行动”，一次便查获公民个人信息1600余万条。但令人遗憾的是，“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却是“真空地带”。司法实践中，很大程度上需凭借办案人员“主观判断”，由此造成入罪门槛的“模糊不清”，量刑的合理性也大受影响。

　　《解释》在细化上也颇有突破，仅入罪要件“情节严重”，就划分为信息类型和数量、违法所得数额、信息用途、主体身份、前科情况等5类，每一类中又明确具体“杠杠”，更加方便“按图索骥”。而在“情节特别严重”中，又立足实情，确定了“数量数额标准”、“严重后果”两类情形，且与前者拉开适当“差距”，较好地体现了刑罚的“阶梯性”，“尺度”也更加科学合理。

　　定罪量刑标准的制定，也体现了“因时而动”、“因地制宜”的色彩。近年来，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从事广告推销等活动，呈现多发之势。广告推销虽是合法的行为，但采取的又是非法手段，如果不严厉打击，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就要深受戕害。是以，《解释》列出“两种情形”，即“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额标准与主观标准相结合，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法精神。

　　客观而论，两高《解释》的出台，为办案机关增加了一柄锐利宝剑，对于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司法解释虽有“准立法”功能，毕竟只是对刑法相关条款的“具体量化”，而不是“另起炉灶”。事实上，随着社会的日趋进步，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上，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涉及民事、行政等诸多领域，远非刑法之一隅，亦非刑法所能独当。

　　是以，在两高释法“量刑标准”同时，还须加快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门立法，让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更加给力。（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