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一种“读书”的动物。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生产的累积，读书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以往，“读书人”的称谓专属于少数精英阶层。如今，在“全民阅读”的时代，读书已不再是精英阶层的专属，而成为大众普遍拥有的权利义务。然而，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读书有用抑或是无用等等围绕“读书”而来的问题似乎都悬而未决。

　　关于读书，可以从“体”与“用”这两个方面来理解。大致上说，“体”指的是事物的本性、本根、本体，而“用”则是指“体”外化而生成的功用性功能。

　　从“用”的层面看，开卷有益，学以致用。这里的“有益”和“致用”都意在表明读书确实包含着实用功利性的诉求。全球化、经济发展、时代剧变、信息爆炸……人类遇到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变、复杂，各种困惑烦恼纠缠于心，如何理性地看待社会的人与事，如何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需要我们读书。从实用功利性角度考量，读书有用，且利国利民、利人利己，善莫大焉。通过读书，人们可以获得生存技能以创造财富改善生活；通过读书，人们可以通达更高的社会阶位而改变命运。

　　然而，实用功利性只是读书的一个方面，过分地强调这种读书实用论，往往会遮蔽读书的根本要义。“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种劝学篇，主要用读书的好处和用处来激励人们学习，肯定会养育狭隘的读书观念。

　　从“体”的层面看读书，也就是探究读书这件事情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当我们说“人是一种读书的动物”，这意味着，读书是一种属人的活动或事情，读书与做人几乎就是同一件事情。人们常说，“想了解一个人，看他读什么书。”也是此意。实质上也就是在讲读书与做人的道理：读书的根本要义是“人性养成”，读书的“本体”意义是“人文化成”。从这种本体意义出发来理解读书才可能达至读书的至境。

　　一般来说，受功利之“用”的诉求所驱使的读书可归为“要读书”一类；而怀有形而上“体”之情怀的读书则可称之为“好读书”。“要读书”乃是“五经勤向窗前读”，与之相反，“好读书”偏偏是闲来无事好读书。以前读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里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常觉得不着边际。因为既然要读书，便应该正襟危坐、皓首穷经，衡量得失，怎么能“不求甚解”呢？这分明是“学而不思则殆”呀！读书而不好好学习，兴之所至，随性自然，算是什么好学上进？后来，渐有所悟，明白了孔子的感叹：十年有五而志于学，但是到了四十却不惑了。这不是孔子的自夸，而是孔子对于知识和人生宿命的感叹。同时，知天命而后耳顺，也就熄灭了“志于学”的功利之心，回到随心所欲的领悟人生方面去了。

　　归根到底，“要读书”致力于实用知识，“好读书”致力于人生体悟。后者往往可以不执着于书，不仅“尽信书不如无书”，而且还可能“教外别传，不立文字”。前者却是一定斤斤计较如落市井，必然就有“知见障”——带着一片患得患失的心去读书，有时候就会执着于一念而忘记了风来水面与月到中天。

　　雅文深境，幽思明悟，在一方局促的生命空间里，俯仰于天地大化之间，不正是读书的本体意义之所在吗？

　　 （作者：杨平，系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