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兵工厂，据说一年考中上百名清华北大学生的河北衡水中学在浙江开了所分校。与之前入驻浙江的一些打着素质教育旗号的双语中学、国际化中学不同，以衡水中学、毛坦厂中学为代表的一批高中，外界对它们的印象是：刻板。

　　从成绩来看，衡水中学无疑是顶尖的，从拼搏精神上看，大概很少有比得过衡水中学的。这样一所中学来到浙江，浙江人民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可是，它的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准军事化、标准化的管理，近乎赤裸裸的应试教育，又让人高兴不起来。它对考试成绩的推崇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落后的象征，那些被社会唾弃、抛弃的理念，正是社会一直呼吁要避免的东西。

　　面对这样一个外来和尚，各方反应可用五味杂陈来形容。地方政府欢迎，这一点很好理解，成绩毕竟代表了口碑与荣耀。而老师多持谨慎的态度，比如杭州有位校长就不无激动地说，“居然把衡水奉为神明，还引进文化，简直就是浙江素质教育的倒退，他们准备搞军事化教育，把教室走廊都装上‘防跳窗’吗？”

　　相比于教育界的狼来了，学生家长的看法就复杂得多，一方面，家门口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一方面又担心给别的高中施加了过大的压力，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衡水中学的到来给浙江出了道不那么好答的问题。当衡水中学只是一朵外省的奇葩时，我们围观、猎奇，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可是当它来到我们身边时，就不是遥远的一个神话了，而是现实的存在。一旦它形成如它在河北一样的地位，将大把大把的重点高校名额揽入自己的怀中时，别的中学又该怎么办？浙江教育是否能扛过这样的冲击？这并不是一个能让人轻松的话题。而更深的担忧还是这种模式本身。应该说衡水中学这些老师、学子身上的拼搏精神，对社会阶层流动的正面意义，都是值得社会肯定的，可如果这样一种模式成为主导，我们孩子稚嫩的肩膀承受得了吗？教育又承受得了吗？

　　对于衡水中学的到来，最忌讳的是站在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场上说话，而忽视了教育本身的追求。抛开那些争议，有几点应该成为社会共识：一是靠抢时间拼身体的高考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将整个国家拖入精力和时间的消耗之中，也是没有必要的，它对社会创造力的消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衡水中学的模式哪怕再成功，也不应该是教育追求的方向；二，考上几个清华北大也不应该是所有考核唯一的标准；三，衡水中学的到来如果只是来切分蛋糕的，那对浙江教育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对于这几点没有清醒的认识，没有清晰的答案，就很容易迷失了方向。

　　未来衡水中学也许能复制它在河北的成功，也许会遭遇水土不服，但浙江教育当有咬定青山的定力。当衡水成功并进而影响到教育的氛围时，我们是否有预案来应对这样的改变？当衡水中学产生裹挟之力时，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平衡约束机制？

　　这考验着浙江教育的根本。显然，衡水的模式是应试教育产生的，要说它有错，错不在衡水身上，而在教育身上，只要这种模式存在，衡水中学就不会失去驱动力，家长、学生就有原始冲动。光喊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也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限制衡水中学，只要它依法办学，我们乐于见到越来越多的衡水中学来浙江扎根。更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学校，指责他们剑走偏锋，再牛的学校也只是在利用规则。

　　我们所能做的是用改变游戏规则，增加晋升通道的方式对冲影响。这意味着不唯分数论，不唯成绩论，也意味着不能只让一张试卷来决定学生的未来，可是如果不靠一张试卷又靠什么？我们还有什么选拔人才的方式？这些方式是否能经受住公平和效率问题的质疑？这也意味着对教育对中学的考核方式也得变化，能不能不单以高考成绩、不以得了多少个重点大学、清华北大有多少，而以更大的范围、更多的维度来考核教育？

　　不妨将衡水中学作为浙江教育的试金石，甚至不妨当成搅局者，来倒逼浙江教育的进步。浙江是全国高考改革的试点省份，肩负着为高考改革探路的角色。素质教育，减轻学生的负担，将学生从繁重的考试中解放出来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初衷不应该因为一所中学的到来而产生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