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渔期用电鱼工具捕鱼3斤，男子魏某被判罚金5000元，缴纳6000元生态补偿款以购买半吨鱼苗投放巢湖。一个并不复杂的案例，却因“偷捕3斤，罚赔半吨”引起广泛关注。

　　魏某陈述，自己小时候在农村看到别人这样用电捕鱼，以为不犯法。想法挺朴素，可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原来不算什么大问题的生态、食品安全、交通秩序等公共文明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禁渔期偷猎偷捕，就将对生态造成损害，必须严格禁止。

　　在不少地区，公共文明意识滞后于物质文明发展。我们的公共领域越来越广，但不少人的公共素质却没有跟上。

　　公共领域问题，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公共利益保障机制问题。

　　长期以来，对于生态、交通等领域的不当行为，不少地方以劝导警告为主，却陷入“劝导无人听，警告没人怕”的尴尬。以治理公共交通秩序为例，不少人只要现场没人管，该咋干还咋干，恶习时常上演。

　　在笔者生活的城市，现状是行人闯红灯、翻护栏不时发生，等待绿灯的行人反而成了少数。警察不够增加协管、协管不够再找志愿者，投入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多，但效果并没有显著改善。

　　如何遏制公共秩序领域的普遍违法？从法律经济学角度看，道理不难：如果很少被抓住，那就提高被抓者违法成本。

　　治理公共秩序，并非没有成功经验。同样是闯红灯，行人很普遍、机动车却极少见；原来酒驾不少，可自从酒驾入刑，“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却成为驾驶人的自觉。就是因为违反相应规则处罚日益严厉，违法成本越来越高。

　　有人说，违反公共文明行为的人太多，法不责众，执法太难。这样的观点似是而非。须知，不执法，违法者才会越多；只有通过严格执法，才能倒逼公众自觉守法。有人问，如果行人拒绝接受处罚咋办？拒绝缴纳罚款，已经构成妨碍执行公务，轻者拘留，重者足以进行刑事处罚。目前不是没有法律依据，关键问题是一线执法者因为执行难而不执行。执法初期，可能面临执法尺度不统一，选择性执法的质疑；但持之以恒，才能减少违法行为的增量。简单说，越是严格执法，越容易执法。

　　劝不能替代管，口头警告不能取代经济制裁。当然，处罚不能成为执法目的，关键是倒逼形成公众习惯。一个法律或新规的实施初期，不少人并不了解相关规定，普法宣传尤为重要；但普法宣传、教育批评为主应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期之后还该以严格处罚、甚至严厉处罚为主。通过触碰利益来触碰灵魂，有助于倒逼让公众养成行为自觉。

　　当然，公共文明行为的罚则往往是交给具体城市制定。如何确定违法犯罪成本既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个民主问题。只有在科学测算基础上，经过民主程序批准，其实施才能凝聚民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