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晚，有“2017反腐第一剧”之称的《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首播。该剧片花有这样一个片段，陆毅扮演的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怒斥贪腐官员：“你大把大把捞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法制晚报》3月28日）

　　现实中，“我是农民的儿子”已成很多落马官员的习惯说法。无论在位，还是受审，都挂在嘴上。比如，2004年春运期间，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到深圳火车站了解情况，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知道农民的艰辛，他们一年到头在外打工不容易呀！决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不力，使他们的血汗钱被票贩子盘剥！”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也在法庭忏悔：“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

　　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的自叙状则更生动、细节丰富：“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我7岁就参加了家中的农务劳动，拾柴、捡粪、放牛、放羊、打短工，随父下地种田，受苦挨累，一年到头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据媒体2014年梳理，在已曝光的53名官员忏悔录中，居然有14人以“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展开叙述。

　　“农民的儿子”，原本很亲切、接地气，也容易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可听多了，也容易生腻。腐败了，被捉了，坦白交代就是，何必东拉西扯，把祖宗八代的底儿抖搂出来？中国以农立国，往上追三代、四代，许多人是农民的后代。动不动就搞千万元、上亿元的黑钱，又跟农民有啥关系？这样张口就来，未免是对农民抹黑。

　　当然了，贪官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人生逆转之后，有些悲凉，有些孤独，进而回到父母身边、回到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就像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在经历了进城的挫折之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不可否认，这样的回归，或有其合理性和真诚的成分。

　　至于说这其中的真情流露究竟比例几何，倒也不好精细区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悔罪感还是有的。常言道，“不见棺材不落泪”，贪官也是人，也有正常人性，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之后，至少从情感上会产生落差，从以往的飘飘忽忽中沉落，渐趋正常。这样讲，也不是刻意在为贪官寻求解脱，不过是叙述一个常识而已。

　　有论者认为这是贪官在博取同情，甚至是在寻求宽大处理。不排除完全没有这样的算计，但如果一味如此归因，不仅否认了贪官也有寻求改造、反省的动机，也把活生生的个体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民众痛恨贪官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若以此便认为这些人的所有言行举止均是作伪，显然有些简单。毕竟，自己所犯何事、该当何罪，这些从仕途一路拼杀出来的“人精”岂能心中无数？

　　说到底，问题并不在于贪官自认是谁的儿子，而在首先是个“坏儿子”。检视自己的堕落过程也好，忏悔自己不该贪污腐化也罢，需要找出来的是真实原因，而非纠缠于什么“农民的儿子”。不管是农民的儿子，还是官员的儿子，举凡一个负责任的父亲母亲，都会督责儿子成为“好儿子”而非“坏儿子”，而绝不会唆使、纵容其作奸犯科、违法乱纪、滥用公权大把捞钱。

　　家境的贫寒可能使人对身外之物有格外的攫取心理，但也可能相反，不是那么在意钱财、权势。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往哪个方向选择，都不乏例证。“小人物”“苦出身”可能会更励志，也可能会更堕落。农民的儿子并不必然指向贪腐，官员的儿子也不天然就清廉。励志与堕落的分野，完全在后天而非基因。关键是官员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约束权力，不使“内心的野兽”因为位高权重而被释放。

　　我们也看到，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农民的儿子”的“坏儿子”，一旦“身登青云梯”，往往将父老乡亲、背后的土地抛之脑后。不仅身体远离了农民和土地，情感也变得干巴空洞起来。下乡走马观花，理政咋咋呼呼，同吃同住基本没有，就连言语表达也日渐程式化、满满是俗套。原本好好的“我是农民的儿子”，也因为贪官的滥用、套用、僭用，而被彻底玩坏了。

　　这样的“坏儿子”，不管是农民家的，还是官员家的，早就该以“人民的名义”清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