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个案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引发如此之多的公众讨论。

　　我们暂且将情感因素搁置一边，从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这样一个判决，无疑也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认真读完这份24页的判决书之后，作为法律人，案件的判决的确存在法律上的改判空间，我们也相信这个案件将会得到改判。

　　在本案当中，于欢用水果刀捅伤四名暴力催债人员并致一人死亡、二人重伤的行为，无疑已经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问题在于，于欢的行为在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情形下，应当如何追责？

　　首先，是否存在法定免责事由，也就是是否可以将于欢的行为认定“正当防卫”；其次，于欢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再次，从量刑角度而言，于欢的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前两者属于刑法规定的“不负刑事责任”和“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后者则属于“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形。

　　结合本案，于欢维护其母、并在警察离开之后持刀捅人的行为究竟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法定含义，是本案追责的关键所在。一审判决认为，于欢“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因此不认定“正当防卫”。

　　那么究竟本案的“不法侵害”是否存在、是否处于持续状态、是否为了制止不法侵害以及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我们认为，本案的不法侵害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处于持续状态。结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以及媒体报道的有关细节，自2016年4月14日下午4点多至晚上11点，暴力逼债的八九个人将于欢和其母苏银霞先是限制在公司财务室，在吃完晚饭之后，又被限制在公司一楼接待室。在这个过程中，非法拘禁显然一直处于持续状态，杜志浩等人对苏银霞的强制猥亵、侮辱行为也处于“正在侵害”。

　　另外，在警察到现场说了一句，“要账不能打架，不能打人，好好说”，随即离开。正是在未得到警察帮助的情形之下，被摁在长沙发上的于欢不堪忍受其母受辱，拿起水果刀捅向了杜志浩等人。故此，我们认为，于欢在警察离开之后，不堪其母受辱，又无法摆脱暴力逼债者的人身控制之后，做出了愤激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为“正当防卫”。

　　同时，从部分证人的证言及苏银霞、于欢的供述来看，于欢的行为符合刑法关于“自首”的认定。对于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于欢捅伤了杜志浩等人，归案之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显然，如果二审法院能够认定于欢行为中的“正当防卫”情形，并在量刑环节认定“自首”，于欢在二审改判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于欢的量刑的合理预期应当在5年以上10年以下。当然，从严格规则主义出发，二审法院也有必要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将“民意”与“规则”做适当区隔，从而实现对法治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