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在体育运动社会化改革方向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广大球迷很关注，希望低迷的中国篮球能够在姚明的带领下，实现质的飞跃。政府主管部门也很关注，这关系到中国体育从举国体制转为市场体制的艰难探索。所以，当姚明当选的消息传出之后不久，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姚明被架空”的声音，矛头所指，正是国家体育总局。

　　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有点着急，他利用体育界小组会议的机会，主动提出了“架空姚明”的传言，说明苟局长有着足够的舆情敏感度，他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

　　长期以来，体育运动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较慢，使得体育成为为数不多的依然残留着强大的计划经济影响力的领域，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和体育运动协会，基本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而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治理，体育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从“观看式”转为“参与式”，对体育健身有着越来越大的需求。旧有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发展的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的重要改革方向，名副其实、各归其位，明确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应该探索各自的边界，政府主要做好管理和服务，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两头管两头都管不好。

　　基于此，国家体育总局启动了中国篮球协会的改革，这次改革也是秉承了“管办分离”的社会化方向，政府作为公共机关，负责与篮球运动相关的公共管理，篮协作为社会组织，负责篮球运动在社会上的开展和推广。

　　客观来说，把中国篮协作为体育社会化改革的试验田，有着足够的优势条件。这些年来，CBA早已成为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操作最成熟、影响力最大的联赛，受此影响，篮球运动人口得到了蓬勃发展，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但与此同时，旧有的计划模式与商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需求构成了极大的矛盾。所以，篮协改革是最有可能获得突破，最有可能成功的“管办分离”改革，理应被寄予厚望。

　　随着姚明的回归，又给中国篮球带来了无限的遐想。这位进入NBA名人堂，“登堂入室”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篮球明星，同时也是成功的商业人士。篮球业务精，商业运作强，社会影响力大，成了姚明的优势。如果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篮协，两者能够理顺关系，赋予姚明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身份带来的应有的话语权，领头开展篮球运动的市场化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是否可以把NBA的先进经验带入中国？这是一个想一想都很美的事情。

　　篮协改革还有着远比姚明、比篮球运动更为深远的社会和国家实验的意义。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在这三者中，国家体育总局、CBA联赛、中国篮协正好一一对应。经过改革，经过去行政化，中国篮协能否成功扮演其角色，承担好政府退出之后篮球运动的发展和推广责任，提高中国篮球市场化、社会化水平，将为现代国家治理体制的改革提供经验。

　　人们担心的“姚明被架空”其实就是这种压力的正常释放，也是人们对于“管办分离”能否真正实施到位的真正担忧。苟局长能主动站出来讲这个话，说明他已经有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