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学者许锡良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如果再不好好工作，就把你们扔到大学里去当教授》。刚好，最近我和朋友交流时，很自豪地把自己定位为“贫困教授”。不同的是，许锡良说的是事实，我的自我定位却被认为是自嘲。许锡良觉得是被“扔进大学的”，而我却满满地一副要将“贫困教授”进行到底的姿态。

　　许锡良的那篇文章最早发表于2012年，数据来自一位中学校长，说广东一所中学的一级教师年薪15万元，高级教师年薪20万元以上，而且是税后收入。许锡良晒出自己的工资单，一个月税后只有3000元左右，还有一些费用要扣除，不是最后落袋的数额。中学校长说要回去给员工讲：“如果你们以后不认真工作，就把你们扔到大学里去当教授。”

　　许锡良说自己工资只有两三千元，好像的确比较低，不知道这几年有没有增长。很多大学教授的工资不是这个数。北大、清华的二级教授估计年薪四五十万元没问题，四级教授估计也有二三十万元。不过，许锡良的确反映了一部分高校的现实。他认为，扩招让大学负债沉重，教师待遇越来越低，有行政职务的人控制了资源，有项目的教授大多担任行政职务。

　　不过，我认为，贫困教授不一定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而且未必通过政府政策就能解决。

　　现在在许多大学，从专业秩序角度来说，越来越封闭。首先，上课沿用教科书的套路，教科书是死的知识，适合于考试，出名词解释、选择题、是非题、简答题、问答题，都很好，但考完就忘，在实际工作中啥也用不上。很少有人工作了还抱个教科书来查的。

　　其次，我所了解的社科类学者的学术贡献，往往在于各种文献梳理，然后追求理论框架的优美、精细，现在很多还需要数学模型，加一大堆没啥关系的面板数据，最后得出一些结论和不痛不痒的政策建议。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有其专业格式，越来越八股化，如果不八股化，可能同行评议就已经让你out了。人员管理也是越来越“工分化”、数字化，工作内容不再重要，学术贡献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发表在什么刊物上，有几篇。这有点像过去的生产队，不看你的产品质量，只看产品数量。

　　这样的专业秩序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无趣，课题的管理和竞争也越来越封闭，成果越来越所谓“学术”化。教授自然成了“贫困教授”。而且，这样的教授不仅收入低，在思想上也贫困。学术已经变成了发表论文期刊和篇数的计数器，更为良性的评估已不再起作用。

　　既然良性的评估不再起作用，学术就不容于市场秩序。在市场秩序中，商学院备受重视，在商学院里，可以学到很多工作所需要的课程。很多学者在商学院反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通过网络技术，他们上一次课，录下来，就可以在网上让很多人去付费听课。

　　如果学术秩序日益封闭，就成了官僚秩序的一部分：完成工分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完成政府安排的课题申请，申请到课题比完成课题质量本身还重要；按照行政级别和任务完成量来获得报酬。在这样的秩序里，教授当然会很贫困，不仅是收入意义上的，还是“面子”意义上的。话剧《蒋公的面子》讲述了当年中央大学的一个传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请学者吃饭，学者还有清高的资本，想想要不要去。现在如果蒋公请学者，学者必然趋之若鹜。

　　贫困教授要想不贫困，首先要在心灵秩序上让自己高贵起来。发达的专业秩序，要有高度发达的原始秩序，也要有高度发达的以权利为纽带的规则，从而形成与政治秩序、政府秩序、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良好对接。只有这样，教授才不会在经济上贫困，从而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