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湖南大学研究生院发布一则公示，称拟将取消因出国、工作等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及逾期未报到的69名研究生新生入学资格，引发舆论热议。

　　在本就数量有限的研招指标“篮子”里，69个学生的大幅缺席，势必会扰乱高校招生秩序，造成教育资源的无谓浪费。针对于此，外界不乏谴责之声。甚至有人提出，“录而不读”属于失信行为，应将这些考生纳入失信名单，对其进行相应的人身权利限制。

　　的确，在严肃重大的研究生招录工作中出现如此大规模“放鸽子”情形，需要引起有关方面足够重视。但从历年数据来看，不论是在高招还是研招中，个别新生放弃入学资格，其实不算什么稀罕事。对于这种“必然中的偶然”，既要全面客观看待，更要审慎理性应对，简单粗暴的惩罚手段不太可取。比如，之前某省份出台政策，将高招放弃入学资格作为失信事实记入个人诚信档案，就曾引发广泛批评，可供高校借鉴。

　　需要看到的是，在就业压力之下，为了分散风险，提高成功概率，很多学生都是采取考研、考公、找工作等“多头作战”的方式，最后选择自己认为最优的选项，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行为，而非无理取闹、故意失信。同时，考生选择“录而不读”，固然有其出于个人利益的现实考量，高校方面的若干原因也不容忽视。长期以来，高校作为强势方，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志愿调剂等问题上，习惯性忽视考生权益，无形中增加了考生“录而不读”的概率；被考生“放鸽子”后，又因缺乏足够的应对和补救机制，显得被动和“措手不及”。更重要的是，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放弃入学资格的行为并没有相关制约条款。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说，读与不读，都属于个人自主选择范畴。

　　对于招考中的“录而不读”，需要引起重视，但不必过度放大其负面效应。既然招录本身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那么，无论高校和学生哪方落选，都属正常情形。反过来说，考生“录而不读”一定就是坏事吗？也不尽然。某种程度上来看，“录而不读”说明学生的选择项变得多元，选择权日渐增加，这无疑彰显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录而不读”屡屡发生，也倒逼学校进行自我改革，既要加强服务意识，提高办学水平，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努力让自己成为“最优选项”；也要不断完善现行录取制度，补足政策漏洞，做好预案措施，尽可能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实现高校和学生的利益共赢。（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