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制日报》报道：随着复工复产推进，各地虽然经济逐渐恢复，但是尚未达到去年同期水平，许多地区农产品还存在滞销情况，于是官员纷纷开启直播带货模式，力推当地农产品。

应当说，官员直播带货作为特殊时期的忽发奇想，无论就事先动机审视抑或从事后效果考量，都可谓无可厚非。疫情期间，全国上万间蔬菜大棚瞬间变成直播间，地方官员纷纷开启直播带货模式。是举不仅补长了传统农产品营销短板，而且带货效应明显。日前某天，某县县长走进网络直播间，一边吃着酥梨，一边为全国网友在线带货。活动期间，其直播间涌入60万名消费者，当天店铺销量高达2.7万余单，售出近14万斤酥梨，为受疫情影响滞销酥梨拓开销路。

官员担负发展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公共责任，换言之，此乃官员职务行为应当坚守的公共边界。官员直播带货作为个性短期行为，兴许确能刺激某个或某几个品牌“遇难呈祥”，然一地受疫情影响需要官员直播“逢凶化吉”的，又何止某个或某几个品牌。须知，地方政府更应出台普惠性靠实性纾困措施，切实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方为化危为机的上上策。

人民公仆乃官员角色定位，依法行政乃官员行为要义。官员固然可以利用直播带货为民办实事，但又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从而逾越角色边界，导致角色错位。对官员而言，性属商业角色的直播带货，毕竟属于一时一地急中生智，而非一劳永逸的久长之计。官员不宜将直播带货变成常态平台，而应适时回归行政角色，借以直播带货带出切合地方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从而集中精力沉下心思躬下身段为百姓谋福祉。

官员直播带货，自然应坚守作风边界。现实乱象和尴尬是，为了直播流量和销量好看，少数地方跑偏走歪，有的专门发文搞摊派，不仅让干部当观众，还规定“最低消费额”；有的“亏本赚吆喝”，以低于成本价格搞促销，只管流量销量飘红。诸如此类自欺欺人的浮夸作秀作派，背离了为民办实事初衷，衍生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变种”，理应警觉规避。

诚信作为行政伦理题内之义，自然也是官员直播带货必须恪守的伦理边界。官员掌握着公权力，代表着政府形象，直播带货“播”的是自身担当，“带”的是政府公信。换言之，一俟逾越伦理边界，损伤的绝不止于官员个人信用，连带殃及的还有政府公信。消费者为官员推销产品买单，更多是出于对其公共身份信任。官员直播带货一旦“翻车”，毁伤产品声誉事小，损坏政府公信事大。由是，官员走进直播间也许尽可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但面对行政伦理边界却“不可越雷池一步”。

谨防官员直播带货乱象，恪守官员直播带货边界，除了有赖官员公共意识觉醒和角色自觉归位，规范内部准入限制和外部社会监督亦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