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小组长按村支书要求办事，在村支书因此事受处分后，乡镇纪检原本计划对小组长诫勉谈话，然而考虑到处分指标没完成，最终给了警告处分；一个审批事项从科员到科长，再到分管副局长和局长都有呈批签字，雇员只是把事项录入系统，不巧审批出了问题，追责时为了凑数，那就把雇员也算上……《半月谈》日前刊文指出，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作为约束权力责任的一种重要手段的问责，在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地走了样，有的地方简单以问责数量衡量整治效果，有的部门为了凑数只好挖空心思“泛化问责”，最终造成基层干部“躺枪”。

　　有权就有责、失责必追究，是众所周知、已成共识的现代政治理念。只有把权力的运用同责任结合起来，在出现失责行为时令其承担相应的后果，行使权力的人才会知晓边界，有所敬畏，不至妄为。然而，倘若以凑数的方式泛化问责，对无辜者搞“责任连坐”，或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地扩大责任，则不但违背了现代治理理念下基本的权力运行准则，更严重损害了党纪国法的权威性。换个角度，这也同样违反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无论是纪律问责，还是行政问责，对其施加的对象来说，都是一种惩戒，对应的处罚只有于法有据，与事实相符，才能令被处分对象心服口服，并起到真正的警醒效果。

　　正如文章所列举，凑数式问责背后的心态是复杂多样的，既有直接的程序性问题，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四风”问题。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把“问责数量”视作管党治党的成效，靠“走量”来彰显“积极作为”，这本身就是形式主义的表现。还有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在实施问责过程中避重就轻，对真正的问题或强势部门退避三舍，以“捏软柿子”的心态“以大压小”，拿基层干部“开刀”，实际上就是官僚主义作风。问责是手段，不是目的。单纯追求问责数量，甚至为此搞“凑数式问责”，不但直接侵害了那些“受牵连”干部的合法权益，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更有可能释放出错误的导向，使得责任机制沦为“空架子”。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压力型考核机制下问责者的纠结和尴尬处境。随着各级各地管党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基层纪检监察部门因为不作为或者不敢作为，而出现了“零办案”的现象，这的确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然而，反过来，是不是办案数量越多、处罚越多，就等于工作越有力？这同样值得思考。就问责本身而言，其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运行失轨后的纠偏机制。通俗地说，只有出现了问题，才会有跟进的问责。一个地方党风政风优良，领导干部遵纪守法，问责案件数量低原本是合情合理之事，这与执纪者因为不作为而导致“零办案”的现象，应该区别看待。

　　由此，站在上级主管或监督部门的角度，考察问责机制在下级和基层是否得到了贯彻落实，重点就应该放在问责的质量和效果上，而不是追求单纯的数量，动辄下达指标。一个地方是否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其成效如何，当然要看问责机制是否健全，有没有对违法违纪者依法依规按程序问责。倘若一个地方问责机制启用率低，问责干部数量少，那么就应该结合当地的党风政风环境，多到一线访一访、问一问、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和评价。群众意见大、反映的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即便拼命地凑出问责数量，也是形式主义、表面功夫；反之，当地风清气正，民心顺民望高，自然也就轮不到问责机制来展现效力。(子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