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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京报》报道，日前，因为湖南汝城县政府不公开相关资料，汝城县自来水公司退休职工黄由俭将其告上法庭。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第一起相关诉讼案。黄由俭长期向各政府机关反映，自来水公司改制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后他发现县政府曾对公司改制做过调查，遂要求公开报告，遭到县长拒绝，他当即向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此案被媒体称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黄由俭要求公开报告的依据是，《条例》第11条规定，“城乡建设和管理的重大事项”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情况”，应该由政府及其部门重点公布。汝城县法制办主任邓先聪则认为，在整个《条例》中，只规定乡镇企业承包、租赁、拍卖的情况需要公布，并没有涉及国企改制。双方争执不下，难以定于一尊。黄由俭的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于5月1日正式实施，但一些公民向政府部门申请公开信息时，往往得到“不知道这条信息是否应该公开”或者“不知道这件事情该由谁具体负责”的答复，难以如愿看到急需的信息。
　　
　　之所以出现这种景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从技术层面来说，现有的《条例》对应该公开的信息类型进行了列举，县级以上政府及其部门有十一类重点信息需要公开，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有四类重点信息需要公开，乡（镇）政府有八类重点信息需要公开。实际上，各级政府经办之事千头万绪，各类政府信息浩如烟海，与之相比，《条例》中罗列的信息类型显得表述笼统、范围狭窄，公民在申请公开某个具体信息时，往往不能找到与之精确对应的条款，这就给政府部门留下了过大的自断空间，愿意公开就公开，不愿意公开就回绝。
　　
　　还有一个就是，《条例》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没做好。《保密法》、《档案法》都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上位法，其中也有很多表述给不愿公开信息的政府部门提供了“依据”。立法和修法应该统筹兼顾，在上述两法调整修改到位之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难免束手缚脚。鉴于以上两种情况，《条例》的细化以及《条例》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应该抓紧完成。
　　
　　除了法律技术层面的原因，信息公开更大的阻碍恐怕是来自政府部门“关门行政”的惯性思维。长期的计划体制，梗阻的行政通道，畸形的问责制度，使政府工作人员在信息发布时极其保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说就不说。不说就不用负责任，掌握了信息优势还“好办事”。说了就覆水难收，弄不好惹“事”上身。这一来，信息公开全靠官员的行政良知和勇气。想改变这种行政生态，必须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对有责任公开信息的人保持压力。
　　
　　今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公布了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国务院及各部门制定的政策“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它意味着政务信息“公开是常态，保密是例外”，充分显示了国务院公开政务的决心和力度。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地方各级政府和部门也应照此执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当奉行这一原则。不管《条例》的实施细则对应公布信息进行多么详细的罗列，总有未尽的事宜不能囊括，“公开是常态，保密是例外”能极大地拓展信息公布的范围。此外，《条例》对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为也规定了一些问责条款，公民有权对此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总的来说，问责机制不太明确，在很容易找到遁词的情形下，难以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和敬畏。
　　
　　“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出现得很及时，它提醒我们信息公开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一帆风顺，还有很多的困惑和险阻。下一步，我们应该对症下药，消除困惑，踏平险阻。